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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福建日报《经济观察》栏目推出系列特稿，关注漳浦大葱、晋江胡萝卜、云霄枇杷等三项福建省农产品的产销情况，寄望管窥福建省农村产业深度升级的现状，并鉴往知来。就相关问题，记者近日特别邀请了福建省农村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农业》主编黄跃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朱四海博士进行探讨，期盼读者朋友争鸣。

　　福建省农村产业为何要深度升级?

　　记者：福建省农村产业发展现状如何?

　　黄跃东：总的来说，近年来，福建省农村产业升级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在社会化服务、信息化建设、产业稳定性等方面，跟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差距，区域农业的竞争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提升。

　　朱四海：为做好农业的空间布局，福建省规划了三条特色农业产业带，分别是山区绿色农业产业带、沿海高优农业产业带、海洋蓝色农业产业带，进行分类施策。但贯彻得不够好，基层一线的生产经营没有很好地实现规划的初衷。

　　(一)发展山区绿色农业产业带。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食品工业，促进消费者与农产品挂钩，一产直接连到三产，农产品附加值直接依靠产业融合提升。漳浦大葱产业即属于这个产业带，但显然在乡村旅游和食品工业方面几乎是一穷二白。

　　(二)发展沿海高优农业产业带。(1)利用福建省沿海平原多的地理优势，推进农产品集约化、规模化种植生产。(2)利用沿海的资本优势，发展高附加值的高优农业。(3)发展有机、生态、小规模农业。晋江胡萝卜产业即属于这个产业带，但离有机、生态、高附加值还很远，利用资本优势也不明显。

　　(三)发展海洋蓝色农业产业带，建设蓝色粮仓和海洋牧场。

　　目前，福建省农产品生产分散化、规模低，缺乏大的收购企业，生产者缺乏市场攻略。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农村产业深度升级?

　　黄跃东：通过多年来农业、农村的改革探索，福建省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传统农业得到改造，新的生产结构和经营体系正在形成。近十几年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为我国的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环境和保障，比如，国家和省的层面鼓励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大力推进全域旅游，这对福建以“小众”为特征的农业带来了新机遇。特别是几个国家级大战略在福建落地，对福建激发农村产业发展的内在动能都是重大利好。种种因素作用之下，福建省农村产业的深度升级蓄势待发。虽然福建省是农业小省，但农业资源丰富、特色独具，发展好品牌农业、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对于发挥福建省多样化和特色化的农业资源环境优势，满足农产品多元化、绿色化、定制化的社会需求，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四海：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工业的规模化生产是不同数量级的。通过深度开发，农业可借助工业的规模化生产提升价值，通过产业链的有效对接，协助农业生产家庭、企业提高生产效益。

　　记者：深度升级要注意什么?

　　黄跃东：福建省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首先是要充分体现“特色”。生产经营小规模、“小众”化农产品是福建农业的基本特征，必须坚持灵活性和多样性，依靠技术改造、培育地方特色农业品牌，实现品种多、品质优，提升区域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省丘陵山地占85%，农业类型多样，应大力发展立体农业、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实施农林结合、农牧结合、农渔结合、农旅结合，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把高效生态农业纳入农村一、二、三产融合的发展轨道，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通过传统农业技术精华与现代农业先进技术的复合集成，不断优化各地农业多功能性，巩固提升福建省农业生态优势。

　　从调查来看，目前福建省大多数农民尚处在兼业状态。靠单一做农业，做不出高效益，必须要与二、三产业结合，从农业孵化出农村产业。比如，胡萝卜产业应通过系列开发，在其农产品属性之外，通过发展加工等延伸产业链，还可开发自然生态、农耕文化、观光休闲等多功能的属性。此外，还可结合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推动一日游向过夜游、旅居方向发展，培育具有黏性的目标消费群体。

　　朱四海：要创新思维，进行现代、科学的产业定位，比如发展白色农业。要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转型，比如，晋江胡萝卜产业能否思考转型研发生产胡萝卜种子?

　　农村产业深度升级遇到哪些问题?

　　记者：在福建省农村产业深度升级的过程中，哪些问题阻碍了发展?

　　朱四海：首先，农村产权制度目前是按人分的土地产权制度，交易成本不稳定因素多。比如，土地流转，有的协议5年，有的协议10年，承包商就无法大胆进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这就限制了规模化生产的优势。

　　此外，福建省是土地小省，农产品目前是以经济作物为主。在免税、补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各级政府大量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走高优农业的道路，使农业生产达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利润水平。但这一过程中的技术门槛和资本门槛，让不少农民朋友望而却步。

　　第三，缺乏农业带头人，导致农村产业盲目跟风现象严重。比如，乡村游的同质化问题突显，供需错位，存在阶段性消费和连续供给的矛盾。

　　第四，涉农保险问题比较突出。应保不尽保、保费兑现手续烦琐、总体覆盖率低、制度设计不够完善、覆盖延续性和理赔及时性不够、一定程度上存在骗保现象等问题屡见不鲜。作为政策性保险，涉农保险主体分散、规模小、保额小，保险业务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政府补贴的力度又不够，再结合福建省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低的现状，农业保险长期亏本、推广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公共品牌的区域行政管理和执法问题也是农村产业深度升级的“拦路虎”。公共品牌跨区域使用能否有统一的执行体系?能否有合理的事后监管?当前，福建省铁观音茶产品的产销就存在混乱的局面，闽南、闽西等不少地区的茶产品都冠以此名，给原产地安溪的铁观音产品的产销带来不良影响。

　　黄跃东：福建省是特色农业大省，要珍惜呵护区域性的农业公共品牌，加大培育和保护力度。在这一方面，福建省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种子依赖度高。福建省在育种方面，食用菌、大黄鱼、水稻等研究力量比较强，一些特色水果和蔬菜的育种也有不少成果。但产业化推广的步伐不快，农作物种子对外部的依赖度高。

　　第二，虽然涉农保险险种扩大，但涉农保险人员的专业素质、参保农民的素质，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三，经营主体力量薄弱。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质量不高，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信息化水平滞后，抱团发展的力量不强。

　　第四，农产品附加值过低，特需、个性化、个件化、特质产品严重不足。

　　第五，农业资本外流严重。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往往进行非农转型，导致一些地区的农业产业链断裂。

　　第六，农业经营人才缺乏。比如，晋江胡萝卜产业，常常是由厦门同安地区的农业经纪人负责营销，晋江当地缺乏这样的人才队伍。

　　记者：相关问题应如何改进?

　　黄跃东：第一，农民贷款的担保体系需要更加完善，房屋抵押、田地抵押的系列工作都需要做得更好一些。

　　第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方面，可走定制路线，不只卖产品形态，还要卖文化形态。

　　第三，农民行业自主权缺失主要是由信息渠道不畅引起的，每个村庄都应该设立网站，建立信息公众平台，建立信息发布机制。

　　第四，对于农业资本外流问题，需要把城市的剩余资本引入农村，参与农村建设，参加消费流通。

　　第五，农业带头人缺乏的问题。吸引资本下乡，将会带来人才流;吸引“农二代”学成归来，成为“城归”。他们将成为农业带头人，在知识、管理、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进展。

　　朱四海：福建省需要提高农民的话语权。首先，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构建整个产业、行业、区域共同对外发声的基础;其次，要提高农民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博弈的能力。

　　要做到以上两点，就要依托政府，以产业龙头或者行业为基础，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可以加强农会组织的建设，并做好其党建工作。

　　如何看待一些农业热点问题?

　　记者：如何看待和处理农村产业链外流的问题?

　　朱四海：产业食物链越往后端，附加值越高，这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价值分布规律的，这也决定了农村产业链的后端成为各方争抢的“香饽饽”，容易外流。

　　要解决农村产业链外流，可以通过外在价值干预，实现整个产业链价值分布的再分配，以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率;可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引导产业链相关环节的集聚;可以培养现代农民，对精英回流农村进行制度安排。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化生产再分工，不能由政府干预产业链分布，要发挥市场在供求关系上的理想状态和决定作用，政府不要越界。

　　黄跃东：产业链外流延伸是一件好事，但核心部分要留在本区域内。要寻找更好的合作模式，建立共享共赢的机制。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生产、加工、流通要形成比较好的合作机制。政府要引领信息化建设，不要干预社会分工。农民也要联合起来，使合作社足够发育，促进信息获取和运用能力的提高，提高整体竞争力。

　　可以考虑这样的模式。先做好合作社，让大家都成为利益相关者，在合作基础上，再建一个加工企业，工厂就不容易迁移或转产。现在的问题是，合作社与加工企业合作，加工企业一走，当地农业就全垮了。

　　记者：药食同源的开发，是否是农产品深加工的好思路?

　　黄跃东：很多中医上定义的药性等知识还未被现代药理证明，个人认为，药食同源不是推广的方向，易走入误区，引起消费者的痴迷。应充分利用福建省多元地域文化特色，开发具有“故事”的农产品。

　　朱四海：宁夏全省推进枸杞生产，就是药食同源开发的标杆。关于此类开发，中医药典上的相关知识非常多。但是，这种尝试在商业信誉、市场认可度、消费者忠诚度等方面都要面临巨大的考验。在这方面进行开发，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需要多方合力。市场进入者应在市场周期的不同时段采取不同的利润分成模式，联合各方进行共同的市场培育，并分配大致相同的社会平均利润，制定全生产周期的共同成长方案。同时，功能性产品的开发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杂食、混合性食品的开发还需要分类施策。

　　记者：如何看待价格机制的形成?

　　朱四海：目前的价格问题是农产品结构性过剩造成的。进行价格干预，唯一能调整的是上市的起步价，大宗农产品上市的价格多是根据去年同期价和多年的市场预期形成的。只能通过掌握入市定价技巧由政府进行干预，谁都没有资格去垄断或者控制整个产销过程的价格走势。

　　记者：如何看待部分农民的保守意识?

　　朱四海：农民的保守意识是客观上存在的，其实就是风险厌恶，他们承担不了太多风险。

　　农民自身的技术、资本不足，导致了他们不想、不敢、不能进行创新突破，这决定了他们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没有现代农民就没有现代农业，就无法实现农业的区域性布局和规模化生产，无法支撑现代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但问题是，目前，农业企业和农民的正相关性不是很强，毕竟，风险转嫁，谁又愿意呢?这是福建省乃至我国农业现阶段的一个难点。

　　记者：如何看待和解决农村产业发展的跟风现象?

　　朱四海：农村产业切忌跟风，但不可避免地呈现雁群发展模式。一定要由更高层次的人来引导、领导。否则，做到一定层次，农民驾驭不了，会集体崩盘。

　　农业带头人也会带错路。这是正常的市场规律，不可避免。但要在事前充分做好考察论证，事中严格遵循市场规律。

　　记者：农村产业形态中，第三产业发展现状如何?该如何改进?

　　朱四海：农村金融是典型的农村第三产业业态。 然而，在需求和供给之间还有很大的缺口，存在断贷、惜贷的问题。涉农贷款成本高、信贷产品和涉农企业的信贷需求不匹配、信贷总量和信贷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依然存在。农村金融需要更接地气，需要更多的创新，设计更多普惠性更高的金融产品。

　　黄跃东：农业的三产融合，重点在第三产业，其中，乡村旅游是典型业态。以前，农业是旅游的副产品，现在，休闲农业已经渗透到景区，要让农业成为景观、农居成为景点、农村成为景区。要通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结合，吸纳一切时尚文化和城市先进资源要素持续向农村流动，解决农民的就近就业增收。

　　除了发展乡村旅游外，还需拓展农村的信息等公共服务。信息化发展使农业休闲旅游的消费、服务、经营、管理发生革命性升级，在走向信息智能化的阶段，“信息”应列为诸要素之首。随着散客化、自助化、个性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公共服务越来越重要。

　　还可以发展金融服务，要鼓励创业、创新、创客。要引导和支持返乡农民工、大学毕业生、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自主创业，引导新农人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并与农民在产业链上合理分工。